藏识｜灵鹫何以飞来？——从“佛教中国化”解读灵隐飞来峰（一）

编辑：两车日期：2023-11-14 15:02

引言

“佛教中国化”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成功范例。源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，经过中国化过程暨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结合，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“佛教中国化”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、表现形式多种多样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、发掘。本文以佛教名山灵隐山“飞来峰”为例，借鉴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成果，从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阐释“灵鹫飞来”的外在条件和内在逻辑，及其对于杭州之为“东南佛国”的重要影响和意义，从而深化我们对于“佛教中国化”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理解和认识。

一

“灵鹫飞来”的地理与人文因素

飞来峰又叫做灵鹫峰，位于杭州灵隐寺的对面，南屏天竺寺（为下天竺法镜寺的坐山）、北障灵隐（灵隐古刹的案山），是佛教名山杭州灵隐山的标识和核心。飞来峰海拔167米，山上怪石峥嵘，异木古藤，山下溪流萦绕，洞壑幽深。飞来峰石刻也为江南佛教艺术宝库。“湖上诸峰，当以飞来为第一”“翠拥螺攒玉作堆，一峰孤绝似飞来”。然而，作为文化名山，飞来峰的文化内涵也有一个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。在东晋以前，飞来峰与佛教几乎没有什么关联。但自慧理和尚来此开山以来，飞来峰的文化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折。

据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二三引晏元献公（晏殊）《舆地志》云：“晋咸和元年，西天僧慧理登兹山，叹曰：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，不知何年飞来？佛在世日，多为仙灵所隐，今此亦复尔邪？因挂锡造灵隐寺，号为‘飞来峰’。”晋咸和元年（326），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云游江南至此，见山峰颇似中天竺国之灵鹫山之小岭，于是在此开山建灵隐寺。一般认为，此一事件为佛法传入杭州之始，在杭州乃至江南文化史上影响深远。随着佛教文化在杭州地区逐渐兴盛、繁荣，五代两宋以后杭州有了“东南佛国”之称。那么，印度的灵鹫山究竟是一座什么山？它何以会飞来杭州？

唐玄奘大师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曾对印度灵鹫山有较详细的记载：“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，至姞栗陀罗矩吒山（唐言鹫峰，亦谓鹫台，旧曰耆阇崛山，讹也）。接北山之阳，孤标特起，既栖鸳鸟，又类高台，空翠相映，浓淡分色。如来御世垂五十年，多居此山广说妙法。”文中的“姞栗陀罗矩吒”是“灵鹫”的音译，该词本是“贪食者”的意思，后来转指兀鹫。作为山峰名，灵鹫山是意译，简称灵山，或称鹫峰。在玄奘之前，早期的佛经音译作“耆阇崛山”。玄奘所说的“宫城”是指“上茅宫城”，又称作王舍旧城，曾经是古代摩揭陀国的首都，其旧址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境内。不过，当年曾经作为首都的王舍城，如今只是一处名字叫拉基吉尔的小镇，来自梵语的Rājagrha，意思就是“王舍城”。按玄奘的说法，灵鹫山的位置，在今天的拉基吉尔小镇的东北方向十四里之处。

据有关文献记载，“灵鹫山”有两个重要的特征。第一，“其山（即耆闍崛山）峰秀端严，是五山中最高”，山顶“孤骠特起”，形似兀鹫，故以“灵鹫”为名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三“释初品中住王舍城”中释经文“耆阇崛山中”曰：“耆阇名鹫，崛名头。问曰：何以名鹫头山？答曰：是山顶似鹫，王舍城人见其似鹫故，共传言鹫头山，因名之为鹫头山。”又称：“复次，王舍城南尸陀林中，多诸死人，诸鹫常来啖之，还在山头，时人遂名鹫头山。”此二说均与兀鹫有关。兀鹫属鹰科、兀鹫属的鸟类，其头、颈的羽毛稀少，甚至全秃。说明此山植被稀少，山体多为裸露的岩石所构成。

第二个特征，佛陀当年曾住此山说法，且此山“多为仙灵所隐”。这是说明了灵鹫山的人文环境。灵鹫山为王舍城五山中最高大者，园林清净，故圣人多居于此。佛亦常住此山说法。很多有名的大乘佛教经典（四《阿含》及南传诸经典中，均未载此山，而多以给孤独园、迦兰陀竹园等为说法处），诸如《法华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《大般若经》等，都是在此山宣讲的。比如《无量寿经》的开头便说：“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。”《大智度论》卷三对佛陀为何住此山也有说明：

“问曰：若住王舍城，可尔。何以不多住竹园，而多住耆阇崛山？答曰：我已答，圣人、坐禅人乐闲静处。问曰：余更有四山，鞞婆罗跋恕等，何以不多住，而多住耆阇崛山？答曰：耆阇崛山于五山中最胜故。云何胜？耆阇崛山精舍近城，而山难上，以是故杂人不来；近城故，乞食不疲。以是故，佛多在耆阇崛山中，不在余处。”实际上，除佛陀以外，其他圣人、坐禅人等亦乐于隐居此山修行，此即“仙灵所隐”之意。

而灵隐寺对面的飞来峰，正好也具备了印度灵鹫山的上述二个特征。

首先，飞来峰与周边其他山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，即山体岩石裸露、山峰奇秀的地貌特征，山上拥有众多的怪石、乱石及石洞，在飞来峰顶也有一块类似于灵鹫山顶的巨石，与“兀鹫之小岭”——印度灵鹫峰“山峰秀端严”“孤标特起”的山体特征十分相似。

其次，在慧理和尚开山灵隐暨灵隐山（武林山）一带的佛教文化流行之前，这一带流行道家、道教文化，有多位道家道教人士在此修仙问道。据郦道元《水经注·浙江水》，灵隐山五峰之一的“稽留峰”之得名，即“昔有道士，长往不归，或因以稽留为山号”。相传这位道士，就是许由。据成书于北宋初的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十三“江南东道五”之“杭州·钱塘县”记载：“灵隐山在县西十五里。许由、葛洪皆隐此山，入去忘归，本号稽留山。今立寺焉”。相传在高僧慧理云游至此时，东晋著名道士、道教理论家葛洪也正在附近（葛坞、葛井）隐居修道。据《灵隐寺志》卷二记载：“寺自晋咸和间理公开山，山门榜曰‘绝胜觉场’，葛洪所书。”慧理和尚开山时的灵隐寺山门所题“绝胜觉场”四字，正是由葛洪题写。前述慧理和尚所言“今此亦复尔邪”，如同印度灵鹫山一带多有圣人聚集于此修行一样，飞来峰及其周边一带也是许由、葛玄、葛洪等历代道家人士隐居修行之地，即“仙灵所隐”。上述两方面，构成了“灵鹫飞来”杭州的两个重要的外在条件。

（未完待续）